作者：林伟农（中国侨联常委、暨南大学侨联名誉主席、）

在暨南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之际，许多往事重新回到心里。那些年在校园里度过的日子，有学习奋斗的时光，也有明湖边的晚风；有青春里的遗憾，也有多年以后愈发清晰的感念。回望母校，回望的也正是自己曾经走过的一段人生。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校，献给曾经教导我的老师，也献给那段被南风吹过的青春岁月。

一、南风初起：一所侨校打开的世界

今年，暨南大学迎来建校120周年。对一所大学来说，百廿光阴，是一部厚重的校史；对一个校友来说，母校却常常不是抽象的年份和章章页页的记录，而是多年以后仍会忽然回到心里的画面。

我再想起暨南大学，最先浮现的，是晚风吹过明湖，湖面微微起了波纹；是树影在水边摇动，球场上传来年轻人的喊声；也是蒙古包饭堂里的饭菜香，和周末夜晚响起的港澳台流行音乐。那些画面并不宏大，却真实而清晰。它们构成了我对暨南最初的记忆，也构成了一个青年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次感受到世界之广阔的青春底色。

我进入暨南大学，是1980年前后的事情。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刚刚从长期封闭中走出来，许多东西都在重新开始。校园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刚刚苏醒的气息。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暨南大学以她特殊的侨校身份，把一种更开阔、更鲜活的时代气息带到了我们面前。

我读的是数学系。坦白说，数学对我来说并不容易。数学要求严密、抽象，也要求长期扎实的训练，而我的基础并不好。“文革”十年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影响很深，许多知识基础都是断裂的。我能够考上大学，能够进入暨南大学，既有个人努力，也有时代政策的原因，更有家族和侨务背景中的机缘。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也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至于为什么选择数学，也有那个时代的气氛。1977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陈景润的故事感动了很多青年。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被这种理想和热情打动。后来拿到通知，到数学系报到，自己其实并没有真正想清楚，只觉得读数学好，学理科有前途，于是就这样走进了数学系。

可是理想和现实之间，常常隔着很长一段路。进入暨大以后，我很快感到数学并不好读。课堂上的理论、作业里的推导、考试中的题目，都给我很大压力。那四年，我读得辛苦，也读得并不出色。这一点，直到今天仍是我心里的遗憾。我常说，我有愧父母，有愧外公，也有愧老师。老师们认真负责，而我没有把书读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这种愧疚，并不是客套话，而是一个学生多年以后仍能感受到的心事。

但暨南大学给予我的，并不只是课堂上的数学。她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我在改革开放初期，看见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二、明湖与蒙古包：青春在开放中生长

当年的暨南大学，有许多来自港澳台和海外的学生。那时候，国内学生的穿着普遍朴素，颜色单调，样式简单。港澳学生一来到校园，就像另一种风吹了进来。他们衣服鲜艳，款式时尚，当时穿着流行的喇叭裤、戴着金丝眼镜，连体育课上的服装都让我们觉得新鲜。

现在看，这些都很普通；但在那个年代，那不只是视觉上的新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甚至世界观的冲击。它让我们第一次意识到，生活原来可以有另一种色彩，人和世界之间也可以有另一种关系。

我常常说，当时的暨南大学，可能是整个广州服装最精彩、色彩最丰富、气氛最开放的地方之一。港澳学生早上见面，会用广东话打招呼，见到老师也会说“老师好”。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过来的人，语言和表情都比较硬，见面也未必懂得主动问候。正是在暨大，我第一次感到，文明不只是知识，也包括礼貌、姿态、服饰、音乐、交往方式，甚至包括一个人面对世界时的轻松和自信。

说到老校区，最让我难忘的，是“蒙古包”。当时校园里有几座外形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主要作为学生饭堂。平时里面摆着饭桌，到了星期六或节假日，桌子往旁边一挪，就变成了跳舞的地方。学生会组织交谊舞、迪斯科，音乐多是港澳台流行歌曲。很多同学的欢乐、友谊，甚至爱情，都是在那里萌芽的。

后来校园发展，蒙古包拆掉了。这是学校建设更新的需要，我能够理解。但对我们那一代学生来说，蒙古包早已不只是一栋建筑，而是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承载的，是一个时代刚刚打开时，年轻人对新生活的好奇、欢喜与向往。

除了蒙古包，还有明湖。校园里有日湖、月湖，合起来叫明湖。晚上下课以后，我们常常在那里散步。湖边的风、树影、灯光，还有同学之间的谈话，构成了我对暨大校园最柔软的一部分记忆。那时候没有手机，人与人的交往反而更直接。饭后散步，边走边谈，很多心事、理想和迷茫，都留在了那些湖边的小路上。

我也喜欢球场。读书读得苦闷的时候，一到下午四点，心就跑到球场去了。运动到大汗淋漓，再回宿舍洗澡、吃饭，晚上又继续读书、做题。现在想起来，那也是一种很真实的青春。我们并不是样样都清楚，也不是天天都成功，但身体里有劲，心里还有希望。

大学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外贸系统工作。因为我是数学系毕业，一开始主要做数理统计，在统计科工作，不能直接做业务，也没有机会出国，更见不到外商。读数学没有读出理想成绩，工作开始也不是自己最向往的方向。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一扇门关上，另一扇门会在后来打开。重要的是，人不能因为一时不顺，就否定自己的一生。

三、再回母校：遗憾之后仍有感念

多年以后，我再次与暨南大学产生更深的联系。

2013年6月，时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亲自聘请我为暨南大学侨联名誉主席。后来，我又被聘为暨南大学数学系校友会名誉会长。这些荣誉对我来说意义很特别。因为我年轻时在数学系读得并不好，心里一直有遗憾；但多年以后，母校和老师们没有只用当年的成绩评价我，而是看见了我仍愿意与母校保持联系，仍愿意为侨界和母校做一点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见到当年的老师，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对不起你们的教育之恩，我书没有读好。”这不是谦虚，而是真心话。可是我也接着说，我后来在人生道路上没有放弃，还是努力走出了一点光彩。后来，每年春节慰问暨大侨联的老同志，我都会尽力支持一点费用。金额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心意。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校友表达感念的方式，也是多年以后重新走近母校时，愿意尽的一点本分。

这些年参与暨大侨联的工作，对我而言，是一份母校情感的延续。每一次回到校园，见到老师、校友和老同志，都会想起当年在暨大的岁月。许多事情说到底并没有复杂的理由，只是因为心中有感念，便愿意尽自己所能，为母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岁月越久，越能体会到母校之于一个人的意义。她不只是青春曾经停留的地方，也是一生回望时仍然牵挂的精神来处。

每次回到校园，我都会感到，暨南大学已经不再只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校园。她发展得更大、更现代，也更有国际气象。从老校区到新校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侨校窗口，到今天面向世界培养人才的重要大学，暨大的变化非常大。她不是一所只面向本地的大学，而是一所连接中国与世界、连接海内与海外的大学。

“宏教泽而系侨情”，这句话用在暨南大学身上，是很准确的。暨大的历史，本来就和华侨教育、民族命运、国家发展紧紧连在一起。从1906年南京暨南学堂创办开始，暨南大学几经迁徙，几经兴废，历经艰难，却始终没有断掉侨校的根。一所学校能够走过120年，本身就不容易；一所以侨为特色、以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为使命的学校，能够在时代风云中走到今天，更加不容易。

我也想起外公庄世平与暨南大学的一段关系。一位后来在暨南大学香港办事机构工作的学弟曾告诉我，暨大在香港使用的账户，长期与南洋商业银行有关。后来我采访当事人，了解到当年暨南大学在香港开设和使用银行账户方面曾遇到困难，是外公帮助协调，为学校在香港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实际支持。这件事在外公一生的事业中也许并不显眼，但对我来说，它说明了老一代侨界人士与暨南大学之间那种深厚关系。

回头看，暨南大学并没有停留在我的青春里。年轻时，我在这里读书，留下过遗憾，也留下了牵挂；多年以后，因为校友情分和侨界工作的关系，我又有机会重新走近母校，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没有把数学读好，这是遗憾；但我没有因此离开暨南，也没有因此否定那段经历。相反，正因为那段经历并不完美，它才让我更加珍惜后来能够回报母校的机会。

母校百廿，南风长在

在暨南大学迎来120周年之际，我最想说的，是感谢母校。

感谢她在那个特殊年代接纳我，感谢她让我看见更大的世界，感谢她让我在青春中感受到开放、包容、多元和奋斗。感谢那些教过我的老师，也感谢那些同窗好友，和我一起走过蒙古包、明湖、球场和课堂。

愿暨南大学在新的百年里，继续声教四海，薪火相传。愿后来的一代代暨南学子，在这里看见世界，也看见自己；在这里学习知识，也学习做人；在这里经历青春，也找到一生可以珍惜的精神故乡。

母校百廿，谨以此文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