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毓琦

我成年后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度过的。

我从麻省理工获得本科和硕士学位，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然后从1961年起一直在哈佛任教。这两所学校相距不到两英里，学生们可以互相选课，在一所学校学习获得另一学校的学分。在科学技术领域，两所学校开办了很多联合学位方向，研究人员也经常合作。然而，两校在教育理念和教育传统方面有诸多差异，很值得对比研究。

麻省理工的规模要大得多，学生人数和课程也多得多，他们努力确保其毕业生能够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平均水平。从麻省理工毕业的人，肯定拥有某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独力学习新知识。麻省理工的每门课业都相当繁重，大小考试不断。学生必须在这些考试测验中表现优异才能获得这门课的高分。

我记得1955年离开麻省理工投身企业界的时候，我对电子学和伺服系统的最新进展知道得很多，可以立即着手研究这些领域的前沿问题。然而我的第一任老板也是个麻省理工博士，他派我去学习电子计算机，当时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对计算机一无所知，但是在麻省理工的训练使我完全能够自学。因此我后来在数字和电子控制方面取得了三项专利，还写出了我在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实际上，1958年我决定重返校园的时候，那家公司专门成立了一个部门来将我的发明产业化。

相反，哈佛大学的教育理念就更自由化一些。尽管哈佛学生要读的书也很多，考试测验却很少。常见的情况是，一门课的成绩完全由一篇期末论文或者一次期末考试来决定，甚至连博士资格考试也主要依靠一次三个小时的口头答辩，而不是像麻省理工那样既要通过复杂的书面考试又要通过答辩。

简而言之，麻省理工的教学目标是确保每个学生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而哈佛采取了一种更"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某个学生有点小聪明又不太刻苦，只要选那些容易的课程，再找几个不那么严厉的导师，也能获得博士学位，还有大把自由活动的时间供自己随心所欲地支配。

因为我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又在麻省理工求学多年，我刚到哈佛的时候很不习惯，觉得他们的做法太古怪了，我经常奇怪某个学生怎么连一些基本的东西都不懂，有时候我甚至质疑某个学生凭什么得到哈佛的博士学位。但是天长日久，我开始改变看法，我开始发现这两种精英培养理念、教育思路都有其可取之处和必要之处。

麻省理工是批量生产，所以必须保证向社会输出大批合格的毕业生，对学业的种种规定和严格的考试有助于确保其"产品"的质量。

相比之下，哈佛的科学技术学科的规模要小得多，所以目标也不一样。

哈佛的教育理念更加开放自由，它不打算同麻省理工竞争，也不打算覆盖所有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它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其它领域，到其它系去选课，比方说经济系和哲学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希望它的学生享有独立探索的自由，而不是投机取巧。大致说来，麻省理工设下了较高的产品平均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水平比较均匀，而哈佛也设下了较高的平均标准，但是毕业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有的则远远低于平均水平。这一点可以从哈佛与麻省理工的毕业生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和孕育的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对比上得到部分验证——尽管两所学校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但是哈佛孕育了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麻省理工孕育了更多的高科技公司。

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中一所学校的教育理念比另一所的更优越。这两者都为伟大的国家所需要，而且这世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的教育理念，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教育学生，从而使学生掌握独立学习的能力，掌握提出问题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另外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因此他们不受政府的教育政策的限制，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对象上拥有独立自主权。早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常常抱怨中国教育和研究体制的条条框框太多，而且重数量不重质量。但是最近我开始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麻省理工的方法更有效，规章制度不严，就会天下大乱。当这个国家逐渐成熟，开始与世界接轨，向世界一流看齐的时候，将麻省理工与哈佛的理念结合在一起就很有必要了，当然这也要看各个学校的性质、规模和目标。

1959年至1960年，我开始在哈佛学习，目标是做一篇有关控制和系统理论的博士论文。哈其实基本上没有这个领域的专家。我之所以选择了哈佛做研究生，是受了一本名叫《计算机控制工程》的小册子的诱惑，这本小册子正是由大名鼎鼎的Howard Aiken领导下的哈佛计算机实验室撰写的。

我很快发现，哈佛在控制领域做得并不出色，这个领域的一位年轻教授因为没有拿到终身职位，正准备离开哈佛，而另外一位是讲师，刚刚毕业不久，跟哈佛的合同是一年一签，开设一门反馈控制课程。所以基本上没人能指导我。

绝望中，我开始拼命读当时发表的控制领域文献，碰巧看到一篇R. E. Kalman和J. Bertram合写的文章，关于Dead Beat Control 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一种叫做"Kalman-Bertram Condition"的状态。我自己研究了这个问题以后，就把我的想法及其应用一起写下来，作为对Kalman论文的发展投稿了。与此同时，我写信给Kalman，请他提供更多的文献资料。

当时，Kalman还不是很有名，他很高兴有人（而且是个研究生）仔细研究了他的工作，对他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寄给我一些正在撰写的论文的预印本，而且还把我对他工作的推进推荐给1960年召开的第一届美国自动控制大会（AAC），让我去做报告、发表论文。

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Kalman。谈话中，他发现我真的彻底地研究了他的工作，而且实际上是当时很少的几个真正认识到他的工作重要性的人之一。Kalman还邀请我和他合写了一篇文章，将动态系统中的线性无关性的想法大大拓展，提升为"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现在这已经是控制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了。这篇文章很快成为该领域的经典。

在我上面提到的AAC大会上，我的论文收录在Kalman担任主席的会议中，而且他的那篇著名的获德雷珀奖滤波论文也是在该会议上首次公开露面。作为主席和会议组织者，出于对其他演讲者的礼貌及作为大会压轴戏的考虑，他将他的论文放在会议的最后。这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不这样的话，Kalman演讲后与其他几个控制论专家长时间的辩论将会搞得观众心烦意乱。

我是第三个演讲者，在我之前的两位演讲者论文主题是传统控制论，当时我还是一个还未完成毕业论文的不起眼的研究生。会议前我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准备并演练我的演讲。因此，我这个晚辈学生的演讲有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我还预先准备了好几个问题应对听众的提问，从而能够对他们的问题给予简洁而清晰的回答。这给包括很多顶尖学者在内的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西北大学电子工程系主任Gordon Murphy就是当时的听众之一。他被我在大会上的表现所打动，随后约见了哈佛的系主任，表示他想要聘请我这个他初次谋面的哈佛学生。

同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系统控制领域的国家会议，大大开拓了我的视野，看清了我所在领域内正在发生的重要的革命。我决定写一篇文章给哈佛的几个教授阐述控制系统学科的地位，我认为哈佛应该认识到这个发展。这一系列幸运事件使哈佛对我这个平凡的研究生另眼相看，而且决定给我提供一个助理教授职位，让我与签署我毕业论文的讲师一起工作。

当然，当一扇门为你开启之后，剩下的还要取决于你的付出。当你做出了职业选择之后，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你依然面临着着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在哈佛，我和同事（签署我论文的讲师）一开始就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我们中至多一个人能留下来。这是一场诚实、友好但残酷的竞争，我们现在仍然是很好的朋友。

我详细描述了这一系列事件和抉择是为了说明，运气、准备、主动性、建议，以及当机会来临时有能力抓住，在一个人的职业和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作用。至少在美国，你有机会通过你自身的优点获得提升，进行友好的竞争，做真实的自己，而不需要依靠关系，家庭出身，国籍或者耍花招。尽管中国当前存在种种弊病，但我对中国及时达到这一点充满希望。

大多数美国一流大学都有这样一个传统，即反对雇佣自己刚毕业的学生。其理由是近亲繁殖对于研究机构的"血统"没有好处——这在生物学界已是众所周知。

毕业生在回归母校（如果有可能的话）之前，应该汲取不同的文化和思想。这样他才能更好地为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样地，研究机构应该摆脱传统的固有思考方式，吸收外界的新鲜血液，以培育新的探索和突破。

然而在中国，现实似乎正好相反，教授们倾向于将自己最好的学生留在身边。事实上，他们的想法是建立自己的门户，成为开山鼻祖，身边围绕着一群忠实的门徒。这是武侠电影和小说的传统。不过即使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我们也会发现，真正的英雄经常不得不打破传统，通过意外获得别派的武功秘籍而成为绝顶高手。固守本派者不论本门功夫如何精湛，始终在小说里充当配角。

另一方面，中国学术界的当前实践却颇有自己的道理。团队内成员紧密团结在一起，倾向于用相同的方式思考和工作，互相庇护免受外来侵犯。这种安全感，这种得到周围的人理解和支持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很惬意。中国的家庭传统观念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团结。在中国的学术体系内，在发表文章和申请基金的时候拉帮结派，是有诸多好处的。不肯这样做的组织和个人只会损己不利人。因此，这种做法会不断自我加强，具有自己的存在逻辑。用博弈论来说，这是又一次的囚徒困境。

在我看来，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正是这种拒绝"杂交"的习惯造成了中国学术界创新的缺失？教育部是否应该下令每所大学都不应该雇用自己毕业未满两年的学生？

为了防止熟悉我过去50年学术生涯的人说我虚伪，我首先坦率地承认，哈佛大学在我1961年刚毕业的时候立即聘用了我，而我在清华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2006年一毕业也立即被清华大学聘用。这两个例子虽然与我上面所说的相违背，但是它们绝对是例外，从后来的实际情况和事实来看是有道理的。我无需致歉。

哈佛各系是这样任命教授的：系主任与系里其他成员协商后，会任命一个委员会在特定的领域或学科里寻找候选人。因而，是整个系而不是单个成员决定这一机构的组成和方向。这个委员会广泛搜集高质量的候选人，最后向系里提交一份筛选过的候选人名单，以备最终投票。这个名单经过系里挑选后会上报给学校，由校长任命的另一个委员会会对此作出裁决。在哈佛，这一委员会由校外的人员组成，由校长领导，拥有巨大的权力。

各系必须向这个特别委员会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特别委员会会向校长推荐，之后由校长单独作最终的决定。因此，单个成员要想建立拥有多为终身教授（同时他们又是你自己的学生）的门派是极为困难的。拥有大项目的教授可能会用项目资金雇用研究助理和博士后，但是这些只是暂时性的短期合约，并非永久合同。一个真正有雄心的学者会利用这样的短期合约来获得经验，将其作为垫脚石，但并不会满足于待在这样的位置上。

这就是哈佛和其他顶级研究型大学阻止近亲繁殖并促进杂交的方式。

1961年，在现代控制与系统研究发展的初期阶段，我在哈佛做博士论文，我当时根本没有导师。在我博士论文上签字的是一位讲师。但是，工程学院的系主任和另一位教授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兴领域，因此决定同时聘用我和那位在我论文上签字的讲师担任助理教授。过去45年的记录证明，他们这次打破常规的选择是正确的。随后的45年内，我没有推荐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学生担任本系的终身教授。我所有的同事是在我的推荐下从校外招进来的。这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学生当中没有杰出的候选者，而是因为我尊重这个传统。事实上，许多我这个学科的学生都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名望。

至于清华大学聘用我第一个清华博士生，我自己心里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学生本质上接受的是哈佛的教育。2001年到2006年间，我根据在哈佛的教义在清华教他，一周一次（有时一天一次）用E-Mail与他进行研究上的交流，与他合作撰写论文和我的最新一本书，邀请他到哈佛长期访问，安排他到多个美国高校访问并作报告。因此，清华本质上聘请的是一个海归的哈佛博士。这也正是我在清华工作的目的和责任----向清华研究生课程注入新的思想和世界惯例。

因此我要重申，杂交是一种传统，但并不是一个永远不该被打破的铁律。原则就是要能够促进年轻学者创新和独立的思考。

除了在企业全职工作了三年，我的整个学术生涯都是在美国度过的。尽管我一直供职于一所大学，但是我在伯克利、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伦敦帝国学院做过整学期的访问学者，而且还对全世界无数学校和研究机构进行过短期访问。因此，将我40余年的经历与中国读者分享大概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美国大学的种类很多，我将主要讨论研究型大学。一些非常优秀的纯教学院校则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如马萨诸塞州威廉姆镇的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斯沃特穆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最后，下面写的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请不要当作普遍情况或者真理。

在一流大学晋升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第一，成为一名伟大的教师（仅仅优秀是不够的）。也就是说，你能够在教授常见本科课程（比如基础经济学、基础物理、计算机入门等课程）的时候发挥创造性和组织能力。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从学术水平上讲，一个系里能够教这种课的老师很多，你必须表现出超常的教学和创造力。另外，学校里选课人数众多的本科课程其实很少。我在哈佛待了40多年，经常看到非常优秀甚至近乎伟大的老师没有拿到终身职位，不得不离开哈佛。

另外一个晋级的途径，当然就是搞研究了。教学基本上只是一个本地行为，而研究则是世界性的。对学校来说，一流的研究工作的"性价比"比教学要高得多，因此学校更看重研究。然而在一流大学里，你的竞争对手是全世界的研究人员。比如在哈佛，在决定你是否能够拿到终身教职的时候，学校会特意把你与世界上同领域的权威放在一起比较。

我是在1965年拿到哈佛的终身教授职位的，那之后的30年里，我们系没有授予任何一位系统科学领域的年轻教授终身职位。尽管哈佛校长和各系主任绝对不敢承认，我早早就意识到而且不断地教导年轻同事们："哈佛付你钱是为了让你维护并不断提高它的世界声誉的，别的都是次要的。"

因此黄金法则一：尽早建立你的国际学术声誉。

为了搞研究，你必须有经费、有学生。实际上，如果没有经费，你根本不可能供得起学生。在美国，尽管有各类奖学金，大多数研究生还都依靠导师的科研经费支持着。一般一个研究生一年要花掉导师五万美元。

如果你的组里一直保持五到六个研究生的话，你每年最低必须保证25万美元左右的预算，而你必须和全美国的同领域科学家们竞争来争取这些经费。你不用指望研究生的头两年能有什么回报，博士生只有到了第三年第四年才开始出成绩，所以导师在录取研究生的时候是做出了很大投资的。我认识不少同事，跟我发誓赌咒再也不招中国学生了，因为他们来一两年就跑掉了，要么转去一个更好的学校，要么有了别的什么机会。不错，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从法律角度看，学生没有义务必须读完博士，但是从道德角度讲，导师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你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然而，并不是所有中国学生都意识到这一点，这种行为对于后来想来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来说等于是过河拆桥。

还有，一个一线大学教授至少要花25%的工作时间在编写基金申请书、准备研究报告和撰写论文上。因此黄金法则二：擅长写作和演讲，了解什么是最前沿的课题，也就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

黄金法则一和黄金法则二意味着你必须让全世界知道你是谁。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在优秀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好好介绍你的研究。很多科学家以为搞科研是最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写论文和做报告不那么重要。但是实际上，除非你提出了相对论或者搞定了人类基因图谱，你的研究要跟成千上万和你一样聪明的人竞争。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有个好想法，写篇好文章和给个好报告是三项独立的而且同等重要的工作。每一项工作要付出的艰苦努力都是完全不同的。要想做个好报告，仅仅从论文里复制拷贝制作一套PPT是远远不够的，对着论文照本宣科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本来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做的报告惨不忍睹，令人不忍卒听。

实际上，一个好的报告应该能够让一般听众听懂，同时又给专家同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统计数据表明，一篇普通的发表了的科技论文的读者只有5位，其中还包括了论文的编辑和审稿人。但是，一次优秀的讲座的听众可能多达数十人、数百人甚至数千人。大多数听众一个月后大概都不记得你讲座的具体内容了，但是多年以后他们可能还会记得，你的那次讲座非常成功。这种针对听众的讲座能给你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然而，我还是不断地碰到很多研究出色的科学家在做报告的时候完全无视听众的存在，报告晦涩难懂，让人觉得他非常傲慢无礼。我年轻的时候，如果听不懂别人的报告，就怪自己无知；现在，如果我听不懂一个人在说些什么，我就怪那个作报告的人。让报告清楚明白、不浪费我的时间是他的责任。我的座右铭是"完全可以让任何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适当地明白任何事情。"

多年以来，投身学术研究意味着接受一种较为贫穷的生活方式，因为学校的工资低于工商业界，但是至少在科学技术领域，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为工业界做咨询可以大大增加你的收入，但是做咨询的真正好处在于你处理的是一些实际问题，你经常会受到这些实际问题的启发，转向新的研究方向。而且你取得任何一点成绩都会有一支"拉拉队"自动为你欢呼加油。你根本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说服别人你的工作很重要。

就我而言，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不断地从事咨询工作，而且我敢说我所有绝妙的研究想法都来源于某项咨询工作，尽管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项咨询项目所知甚少。合适的咨询工作会创造"三赢"的局面：客户赢、学校赢、你也赢。

投身科研的另外一个次要好处是你可以借参加国际会议的机会周游五湖四海。商业界的人出差，时间都很紧，基本上来去匆匆，没什么休闲的机会。但是研究人员出差，会前会后都能找出观光的时间来。比起旅行的全部费用，你自费的部分是很少的。有本旅游手册叫做《有生之年必去的1000个地方》，我在40余年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和我太太去了这1000个地方中的230个，还不算很多这本书没有列出来的地方。

至于研究的乐趣嘛，当你在数个月的艰苦工作后第一次有了不错的发现，你会陷入几秒钟的狂喜——全世界你是唯一一个认识这个真理的人。这样的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坐立不安，来回踱步，彻夜难眠，有时候甚至会高兴到胃疼的地步。我没有在商业界待过，不能百分之百肯定，但是我想这种发现的喜悦大概不亚于赢得一个大订单或者在股市大有斩获。要是我一年能享受一次这样的喜悦，我就很满足了。一个人回顾他的学术生涯，审查他一生撰写发表的所有文章，也许只有10％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这和旅行很相似。你很高兴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只有几个地方让你终身难忘。

最好的一点是，搞研究的人时间比较自由，基本上你可以自行安排。你是你自己的老板。和普通商业界人士比起来，除了申请经费，你不得不做的无聊重复的工作要少很多。你可以在你真心喜欢的工作上投入差不多50％的时间和精力。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如果你花50%的时间喜欢你正在做的工作，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工作！因为你喜欢你的工作，所以你会格外刻苦。节假日和平时没有区别。一天工作20个小时、一周工作100个小时更是家常便饭。我已经这把年纪了，而且正式退休了，每天醒着的一半以上的时间还花在学术上。